圣经故事 走进以色列 犹太文化 寻求合作 关于我们 广告招商 联合国奖 国际文化奖 英国授勋奖 法国授勋奖 诺贝尔奖
 当前位置:首 页 >> 联合国资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称: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称: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英语: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称:IMF)是根据1944年7月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签订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于1945年12月27日在华盛顿成立的。与世界银行同时成立、并列为世界两大金融机构之一,其职责是监察货币汇率和各国贸易情况,提供技术和资金协助,确保全球金融制度运作正常。其总部设在华盛顿。我们常听到的“特别提款权”就是该组织于1969年创设的。

组织诞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英语: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称:IMF)于1945年12月27日在华盛顿成立。1947年3月1日开始工作,1947年11月15日成为联合国的专门机构,在经营上有其独立性。总部设在华盛顿。和世界银行的区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为发达国家提供短期贷款,以解决其短期的资金短缺。而世界银行则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长期的贷款,以帮助其发展经济。[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基金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为理事会,由各成员国派正、副理事各一名组成,一般由各国的财政部长或中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组织结构

银行行长担任。每年9月举行一次会议,各理事会单独行使本国的投票权(各国投票权的大小由其所缴基金份额的多少决定);执行董事会负责日常工作,行使理事会委托的一切权力,由24名执行董事组成,其中8名由基金份额最大的5个国家(美、日、德、法、英)和另外3个国家(中、俄、沙)任命。其余16名执行董事由其他成员国分别组成16个选区选举产生;中国为单独选区,亦有一席。执行董事每两年选举一次;总裁由执行董事会推选,负责基金组织的业务工作,任期5年,可连任,现任总裁是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另外还有四名副总裁。
该组织临时委员会被看作是世界两大金融机构之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策和指导机构。该委员会将在政策合作与协调,特别是在制订中期战略方面的充分发挥作用。委员会由24名执行董事组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每年与世界银行共同举行年会。

创始背景

1944年,联合国赞助的财经会议于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举行。7月22日,各国在会议上签订了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的协议。国际货币基金的主要设计者是费边社成员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以及美国副财政部长亨利·迪克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协议的条款于1945年12月27日付诸实行,1946年5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成立,是为二战完结后之重建计划的一部份,1947年3月1日正式运作。有时国际货币基金、国际清算银行(BIS)及世界银行,被称为“布雷顿森林机构”。差不多所有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其金融政策均受这三家机构影响。

组织宗旨

该组织宗旨是通过一个常设机构来促进国际货币合作,为国际货币问题的磋商和协作提供方法;通过国际贸易的扩大和平衡发展,把促进和保持成员国的就业、生产资源的发展、实际收入的高水平,作为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稳定国际汇率,在成员国之间保持有秩序的汇价安排,避免竞争性的汇价贬值;协助成员国建立经常性交易的多边支付制度,消除妨碍世界贸易的外汇管制;在有适当保证的条件下,基金组织向成员国临时提供普通资金,使其有信心利用此机会纠正国际收支的失调,而不采取危害本国或国际繁荣的措施;按照以上目的,缩短成员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时间,减轻不平衡的程度等。

主要职能

制定成员国间的汇率政策和经常项目的支付以及货币兑换性方面的规则,并进行监督;
对发生国际收支困难的成员国在必要时提供紧急资金融通,避免其他国家受其影响;
为成员国提供有关国际货币合作与协商等会议场所;
促进国际间的金融与货币领域的合作;
促进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步伐;
维护国际间的汇率秩序;
协助成员国之间建立经常性多边支付体系等。

援助使命

国际货币基金的使命,是为陷入严重经济困境的国家,提供协助。对于严重财政赤字的国家,基金可能提出资金援助,甚至协助管理国家财政。受援助国需要进行改革,参阅华盛顿共识。 

会员资格

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的申请,首先会由基金的董事局审议。之后,董事局会向管治委员会提交“会员资格决议”的报告,报告中会建议该申请国可以在基金中分到多少配额,以及条款。管治委员会接纳申请后,该国需要修改法律,确认签署的入会文件,并承诺遵守基金的规则。而且会员国的货币不能与黄金挂钩(不能兑换该国储备黄金)。
成员国的“配额”决定了一国的应付会费、投票力量、接受资金援助的份额,以及特别提款权SDR的数量。
中国是该组织创始国之一。1980年4月17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恢复中国的代表权。中国当时在该组织中的份额为80.901亿特别提款权,占总份额的4%(数据来源于2012年6月19日IMF官网公布数据)。
2010年11月6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改革方案,中国投票权份额占比升至6.39%。中国自1980年恢复在货币基金组织的席位后单独组成一个选区并指派一名执行董事。1991年,该组织在北京设立常驻代表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由188个国家参与的组织,致力促进全球金融合作、加强金融稳定、推动国际贸易、协助国家达致高就业率和可持续发展”,除了朝鲜、列支敦士登、古巴、安道尔、摩纳哥、图瓦卢和瑙鲁,所有联合国成员国而且只能是联合国成员国才有权直接或间接成为基金的成员。 

议事规则

IMF的议事规则很有特点,执行加权投票表决制。投票权由两部分组成,每个成员国都有250票基本投票权,以及根据各国所缴份额所得到的加权投票权。由于基本票数各国一样,因此在实际决策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加权投票权。加权投票权与各国所缴份额成正比,而份额又是根据一国的国民收入总值、经济发展程度、战前国际贸易幅度等多种因素确定的。
IMF的投票权主要掌握在美国欧盟日本手中,中国的份额甚至不如比利时荷兰的总和。
美国是IMF的最大股东,具有17.69%的份额,中国仅占4%,显然不能准确反映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日益增加的重要性。IMF这种以经济实力划分成员国发言权和表决权的做法与传统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显然是背离的,引起了不少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不满。据统计,基本投票权曾经超过IMF所有投票权的15%,但由于IMF的扩大,现只占总数的2%。
2010年中国的份额将由3.65%升至6.19%,超越德、法、英,位列美国和日本之后。不过,改革后拥有17.67%份额的美国依旧拥有“否决权”。 

特别权力

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DR),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设的一种储备资产和记账单位,亦称“纸黄金(Paper Gold)”。它是基金组织分配给会员国的一种使用资金的权利。会员国在发生国际收支逆差时,可用它向基金组织指定的其他会员国换取外汇,以偿付国际收支逆差或偿还基金组织的贷款,还可与黄金、自由兑换货币一样充当国际储备。但由于其只是一种记帐单位,不是真正货币,使用时必须先换成其他货币,不能直接用于贸易或非贸易的支付。因为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有的普通提款权以外的一种补充,所以称为特别提款权(SDR)。
特别提款权不是一种有形的货币,它看不见摸不着,而只是一种帐面资产。
特别提款权创立初期,它的价值由含金量决定,当时规定35特别提款权单位等于1 盎司黄金,即与美元等值。1971 年12 月18 日,美元第一次贬值,而特别提款权的含金量未动,因此1个特别提款权就上升为1.08571 美元。
1973 年2 月12 日美元第二次贬值,特别提款权含金量仍未变化,1 个特别提款权再上升为1.20635 美元。1973 年西方主要国家的货币纷纷与美元脱钩,实行浮动汇率以后,汇价不断发生变化,而特别提款权同美元的比价仍固定在每单位等于1.20635 美元的水平上,特别提款权对其他货币的比价,都是按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率来套算的,特别提款权完全失去了独立性,引起许多国家不满。20 国委员会主张用一篮子货币作为特别提款权的定值标准。
1974 年7 月,基金组织正式宣布特别提款权与黄金脱钩,改用“一篮子”16种货币作为定值标准。这16 种货币包括截至1972 年的前5 年中在世界商品和劳务出口总额中占1%以上的成员国的货币。除美元外,还有联邦德国马克、日元、英镑、法国法郎加拿大元、意大利里拉、荷兰盾、比利时法郎、瑞典克朗、澳大利亚元、挪威克郎、丹麦克郎、西班牙比塞塔、南非兰特以及奥地利先令。每天依照外汇行市变化,公布特别提款权的牌价。
1976 年7月基金组织对“一篮子”中的货币作了调整,去掉丹麦克郎和南非兰特,代之以沙特阿拉伯里亚尔和伊朗里亚尔,对“一篮子”中的货币所占比重也作了适当调整。
1980 年9 月18 日,为了简化特别提款权的定值方法,增强特别提款权的吸引力,基金组织又宣布将组成“一篮子”的货币,简化为5 种西方国家货币,即美元、联邦德国马克、日元、法国法郎和英镑,它们在特别提款权中所占比重分别为42%、19%、13%、13%、13%。1987 年,货币篮子中5 种货币权数依次调整为42%、19%、15%、12%、12%。
因此其实一单位的特别提款权里包含的已经不止是美元了!
2005年12月31日,IMF“一篮子”货币在特别提款权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美元(44%)、欧元(34%)、日元(11%)、英镑(11%),一个特别提款权为1.42927美元。

运营资金

该组织的资金来源于各成员认缴的份额。成员享有提款权,即按所缴份额的一定比例借用外汇。1969

年又创设“特别提款权”的货币(记账)单位,作为国际流通手段的一个补充,以缓解某些成员的国际收入逆差。成员有义务提供经济资料,并在外汇政策和管理方面接受该组织的监督。

基金功能

资金融通

会员国家在国际收支困难时,可以向基金申请贷给外汇资金。但其用途限于短期性经济收支的不均衡,各会员国可利用基金的资金,其最高限额为该国摊额的2倍,而在此限额内1年仅能利用摊额的25%。后来,基金已慢慢放宽会员国对于资金利用的限制,以配合实际的需要。

相关措施

规定各会员国汇率、资金移动和其他外汇管制措施:会员国的国际收支,除非发生基本不均衡,否则不得任意调整其本国货币的平价。所谓基本不均衡,乃指除了因季节性、投机性、经济循环等短期因素外的原因,所产生的国际收支不均衡。对于资金移动,基金则规定:各会员国不得以基金的资金,用于巨额或持续的资本流出的支付。对于此种资本流出,会员国得加以管制,但不得因此而妨碍经济交易的对外支付。

组织作用

对会员国有提供资料和建议的作用:我国在基金的历史较早,1944年的布雷敦森林会议我国便是与会44国之一,并作为大国而摊额十分庞大,仅次于美国的275亿美元及英国的130亿美元,而为55亿美元,与美、英、法、印度并列入摊额最大的国家。1959年基金增资时,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摊额并未增加,因此不能列入摊额最大的5国之内,1961年单独任命执行董事的资格为西德取代。过去,我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的资格由国民党政府当局代表,自从我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于1980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通过取消台湾当局资格,恢复我国为会员国资格。

基金评价

国际货币基金对于外汇汇率采取平价制度,规定各会员国均须设定本国货币的平价。基金第4条规定:会员国的货币的平价,概用黄金1盎司(英两)等于35美元表示。各国外汇买卖价格上下变动,不得超过平价的1%。1971年史密松宁协定成立后,此一现货汇率的波动幅度,已扩大为平价上下2.25%的范围,而决定“平价”的标准,也由黄金改为特别提款权。至于经基金公布的平价,非经基金同意不得变更。但如果会员国的国际收支发生基本不均衡时,即可向基金提出调整平价的要求。若整幅度在平价的10%以内时,会员国得自行调整后,由基金予以追认。若超过10%以上时,则须先经基金同意才能调整。此种平价制度就是“可调整的盯住汇率”。虽然与金汇兑本位制颇接近,但基金的平价,是基金与会员国所决定,而金汇兑本位制则由黄金含量比率所决定。

组织机构

IMF的组织结构由理事会、执行董事会、总裁和常设职能部门等组成。

理事

理事会是IMF的最高决策机构,由各成员国各派一名理事、一名副理事组成,任期5年。理事通常由该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部外观

员国的财政部长或中央银行行长担任,有投票表决权。副理事在理事缺席时才有投票权。理事会的主要职权是:批准接纳新的成员国;批准IMF的份额规模与特别提款权的分配,批准成员国货币平价的普遍调查;决定成员国退出IMF;讨论有关国际货币制度的重大问题。理事会通常每年开一次年会,一般同世界银行理事会年会联合举行。

董事会

执行董事会是IMF负责处理日常业务工作的常设机构,由24名执行董事组成,任期2年。执行董事包括指定与选派两种。指定董事由持有基金份额最多的5 个成员国即美、英、德、法、日各派一名,中国、俄国与沙特阿拉伯各派一名。选派董事由其他成员国按选区轮流选派。执行董事会的职权主要有:接受理事会委托定期处理各种政策和行政事务,向理事会提交年度报告,并随时对成员国经济方面的重大问题,特别是有关国际金融方面的问题进行全面研究。执行董事会每星期至少召开三次正式会议,履行基金协定指定的和理事会赋予它的职权。当董事会需要就有关问题进行投票表决时,执行董事按其所代表的国家或选区的投票权进行投票。
在执行董事会与理事会之间还有两个机构:一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关于国际货币制度的临时委员会,简称“临时委员会”(interim committee);二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关于实际资源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联合部长级委员会,简称“发展委员会”(development committee)。两个委员会每年开会2~4次,讨论国际货币体系与开发援助等重大问题,其通过的决议最后往往就是理事会的决议。
基金组织除理事会、执行董事会、临时委员会和发展委员会外,其内部还有两大利益集团,即“七国集团”(代表发达国家利益)和“廿四国集团”(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以及其他常设职能部门。

总裁

总裁是IMF的最高行政长官,其下设副总裁协助工作。总裁负责管理IMF的日常事务,由执行董事会推选,并兼任执行董事会主席,任期5年。总裁可以出席理事会和执行董事会,但平时没有投票权,只有在执行董事会表决双方票数相等时,才可以投决定性的一票。虽然IMF和世界银行都是全球性机构,但二者仍处于西方国家的控制之下。IMF的总裁通常由欧洲人担任,而世界银行的一把手总是由美国人出任。
自根据1944年签订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于1945年12月成立后,迄今共有10位欧洲人出任IMF总裁,其中包括4位法国人。第一位女总裁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1年6月28日宣布,现任法国女财长拉加德将出任IMF总裁。拉加德提名中国央行前副行长朱民出任新增设的第四副总裁,后者将于26日赴IMF履新。

常设部门

IMF设有16个职能部门,负责经营业务活动。此外,IMF还有2个永久性的海外业务机构,即欧洲办事处(设在巴黎)和日内瓦办事处

历任总裁

根据不成文规定,IMF的总裁来自欧洲,而世银的主席则来自美国。
任期
姓名
国籍
1946年5月-1951年5月6日
Camille Gutt
1951年8月-1956年10月
Ivar Rooth
1956年12月-1963年5月5日
Per Jacobsson
瑞典
1963年9月1日-1973年9月1日
Pierre-Paul Schweitzer
1973年9月1日-1978年6月17日
Johannes Witteveen
1978年6月17日-1987年1月16日
雅克·德拉罗西埃/Jacques de Larosière
法国
1987年1月16日-2000年2月14日
米歇尔·康德苏/Michel Camdessus
法国
2000年5月1日-2004年3月4日
2004年3月4日-2004年5月4日
安妮·克鲁格/Anne Krueger(署任,非正式)
美国
2004年5月4日-2007年11月1日
2007年11月1日-2011年5月19日
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
法国
2011年5月19日-2011年7月4日
约翰·利普斯基(署任,非正式)
美国
2011年7月5日-
克里斯蒂娜·拉加德
法国

主席

2011年6月28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宣布,法国财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被选为新一任总裁和执行董事会主席,上任时间为2011年7月5日,任期五年。作为多米尼克·施特劳斯·卡恩的继任者,拉加德将是基金组织自1944 年成立以来第一位担任该组织最高职位的女性。
IMF当日以公开信的方式向拉加德详细列举了一系列聘用条款。根据该条款,拉加德任期五年,其税后年薪为46.794万美元,另外还享受每年税后8.376万美元的津贴。她的收入高于前任卡恩(卡恩税后年薪为42.09万美元,还享受每年7.53万美元的津贴),也高于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收入。据白宫披露,奥巴马税前年薪为40万美元,此外还有每年5万美元的免税津贴。

克里斯蒂娜·拉加德

1956年1月1日出生在巴黎。曾经是国际律师及女商人,后由德维尔潘政府邀请加入法国政府。从2005年2月至今先后担任法国外贸部长级代表;法国农渔业部长;法国经济、财政、就业部长;法国经济、工业、就业部长;法国经济、财政、工业部长。是迄今为止,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任期最长的财政部长
拉加德曾在世界著名律师事务所——贝克麦坚时国际律师事务所工作25年,历任律师、合伙律师、主管律师、全球执行委员会成员和主席。 
福布斯》杂志曾在2009年将其评为“全球100位最具影响力女性”排名第17位,《金融时报》同年将其评为欧元区最佳财长。拉加德1956年1月生于法国巴黎。拉加德的本科学业分别在法国和美国完成。此后,拉加德就读于巴黎第十大学法学院和法国政治研究学院,获得法学、政治学硕士学位,并曾在巴黎第十大学短期任教。 
上世纪70年代中期,拉加德曾在美国时任国会议员、后来的参议员及国防部长威廉·科恩的办公室做实习生。早年在美留学以及在美国政界的实习经历使拉加德练就了娴熟的英文。1981年,拉加德在巴黎加入世界著名的贝克麦坚时国际律师事务所。在长达25年的职业生涯中,拉加德专门处理劳工、反垄断与企业收购领域的法律事务,1999年成为这家律师事务所首位女性执行委员会主席,2004年担任事务所全球战略委员会主席。 
2005年6月,拉加德出任法国内阁负责外贸的部长级代表。2007年萨科齐上台后,拉加德出任农业部长。同年6月,萨科齐内阁改组,拉加德出任经济、财政与就业部长,成为八国集团成员国中首位女财长。2010年11月14日,拉加德任经济、财政与工业部长。
由于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措施及时得当”以及在国际金融监管等一系列谈判中展现出良好的外交能力和娴熟的谈判技巧,2009年11月,英国《金融时报》评选她为“欧元区最佳财长”。
拉加德兴趣广泛,年少时,她曾是法国花样游泳国家队队员,喜欢练瑜珈,潜水,游泳和园艺。她还是个素食主义者,从不饮酒。拉加德已离婚,有两个儿子,分别为25岁和23岁。

卡恩

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法语:Dominique Strauss-Kahn),法国经济学家、律师、政治家,法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社会党党员,曾任法国财政部长。他在2007年9月28日获选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2011年5月14日,纽约市警察局证实,卡恩因涉嫌性侵一名酒店服务员,被羁押在纽约市警局并接受警方质询。当地时间19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斯特劳斯—卡恩宣布辞职。
1949年4月25日出生于塞纳省纳伊市一个犹太人家庭,在摩洛哥度过童年。
中学毕业后,进入HEC科技商业学院攻读政治经济学专业,并最终获得公共法律

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

、经济学博士学位。
1977-1980年在法国南锡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
20世纪70年代中期涉足政界,曾参加法国共产党领导的高等学校联合会,后又退出该联合会转而加入国左翼的社会党。1981-1986年担任法国经济计划署副署长。1986年当选国民议会议员。
1988-1991年主持国民议会财政委员会工作。
1991-1993年担任法国工业部长,任内参加了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 1993-1997年在私营部门任职,担任企业事务律师。
1997-1999年担任法国财政部长。
2000-2001年在巴黎政治学院讲授经济学,并任斯坦福大学访问教授
2007年11月1日开始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

拉托

罗德里戈·拉托·费加雷多(Rodrigo de Rato y Figaredo),1949年3月18日出生于西班牙首都马德里。1971年毕业于马德里大学法律专业,1974年获美国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2003年获马德里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75年,拉托从伯克利大学毕业回国后曾在几家私人企业工作。1979年步入政坛。1979年任西班牙人民联盟(1986年改名为人民党)经济委员会书记,1996年2月任人民党副总书记。1996年5月任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经济财政大臣。2000年4月任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经济大臣。2003年9月任西班牙第一副首相兼经济大臣。

罗德里戈·拉托

1982~2004年,拉托一直是西班牙国会议员。在担任经济大臣期间,拉托曾代表西班牙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泛美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以及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的执行董事。2002年,在西班牙担任欧盟轮执国主席期间,拉托代表欧盟出席了在加拿大渥太华举行的7国集团财长会议。拉托还曾经负责西班牙对外贸易关系事务,先后代表西班牙出席2001年在卡塔尔多哈以及2003年在墨西哥坎昆举行的世贸组织部长会议。
2004年5月4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推举拉托为该组织总裁。2004年6月7日,拉托正式上任,接替现已担任德国总统的霍斯特·科勒,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9位掌门人。

制度缺陷

(1)IMF 的组织机构由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控制
(2)IMF 的基金份额和投票权分配不合理,在IMF的重大决策上,美国拥有一票否决权
(3)IMF竭力维护美元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霸权地位,忽视超主权储备货币的作用
(4)IMF调节国际收支平衡的能力不足,导致全球国际收支严重失衡[2]

发行刊物

世界经济展望》、《国际金融统计》(月刊)、《国际货币基金概览》(周刊) 、《国际收支统计》(月刊) 、《政府财政统计年鉴》。

中国相关

总体概述

中国是IMF的创始国之一,新中国诞生后我国的席位长期被台湾当局所占据。1950年,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致电IMF,严正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要求恢复中国在IMF的合法席位。然而,由于国际政治环境的制约,中国在IMF的代表权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1971年10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为我国恢复在联合国序列下各专门机构的席位创造了条件。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改革开放的决议为我国加入国际金融组织创造了有利的内部环境。1979年1月,中、美建交,加入国际金融组织的外部条件最终趋于成熟。1980年3月,IMF派团来华与我方谈判;4月17日,IMF的执行董事会通过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中国的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IMF的合法席位;9月,IMF通过决议,将中国份额从5.5亿特别提款权增加到12亿特别提款权;11月,中国份额又随同IMF的普遍增资而进一步增加到18亿特别提款权。2001年2月5日,中国份额增至63.692亿特别提款权,占总份额的2.98%,升至第8位,投票权也增加至2.95%,中国也由此获得了在IMF单独选区的地位,从而有权选举自己的执行董事。2008年IMF改革之后,中国份额增至80.901亿特别提款权,所占份额仅次于美、日、德、英、法五大股东国,投票权上升到3.65%。在2010年最新一轮IMF改革之后,中国成为IMF第三大股东国,特别提款权份额将增至6.39%,投票权也将上升到6.07%,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居世界第三位。不过,改革后拥有17.67%份额的美国依旧拥有“否决权”。

中国合作

自我国恢复在IMF合法席位以来的30年中,我国虽然从IMF获得直接的资金支持数量有限,但IMF作为我国与世界各国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为我国创造良好的外部国际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我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不断增强,IMF已经成为我国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履行大国责任的重要途径。中国需要IMF这样一个国际性经济组织的指导和帮助,IMF也需要中国这样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的支持。中国与IMF的关系,正如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戴相龙同志所说的:“中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作,是双向的、平等互利的合作,是富有成效的合作。”[1]
30年中,我国曾经两次从IMF获得直接的资金支持。1981年,我国向IMF借用4.5亿特别提款权(约5.5亿美元)的备用信贷安排(stand-by arrangement)和3.1亿特别提款权(约3.8亿美元)的信托基金(trust fund)以弥补当时的国际收支逆差。1986年,为响应当年1月召开的“全国经济特区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发展外向型经济战略和邓小平同志6月对外汇问题讲话精神,我国再次大量吸收外资,当年向IMF借入5.98亿特别提款权(约7.3亿美元)的备用信贷安排来促进我国经济发展。这两笔贷款都按时归还,这也是我国加入IMF以来,仅有的两笔贷款。
30年中,IMF成为我国吸收先进经济管理经验的重要途径和与世界各国进行政策对话的重要窗口,它让中国更加了解世界,也向世界更为客观地介绍中国。IMF历史学家鲍顿(James Boughton)在回顾中国加入IMF的意义时认为“对中国而言,加入基金组织的主要收益(除了获得加入世界银行的资格以外)[2]从广义上来说是使中国得到了国际金融体系的认可,从狭义上讲是中国可以更好地利用IMF的信息、数据、技术支持和培训资源”。[3]对于刚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中国而言,IMF在为数不多的中国项目中所传递的知识理念是极为重要的,中国更好地学到了西方社会如何利用金融资源支持经济发展。IMF还先后为中国的中央银行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等重大改革措施提供了有益的咨询建议,并协助中国建立了符合国际标准的货币银行统计体系和国际收支统计体系,改进了国民帐户统计,建立了外债监测体系。IMF的技术援助还为改善我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制订与操作、修改和完善银行法规及会计与审计制度、加强金融监管以及发展金融市场工具等方面作出了贡献。IMF为我国政府机构的有关人员提供了大量的培训。每年在我国举办的培训班涉及货币政策、财税政策、银行监管、外汇市场管理、国际收支管理和宏观经济统计等不同领域。参加培训的学员累计已达数千人次。一些早期学员已经成为我国财政、金融领域的高级官员。我国每年还向IMF在华盛顿、维也纳和新加坡的学院派出数十名人员,在宏观经济和金融的各个领域进行研讨和进修。[4]另一方面,通过IMF这个平台,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对话与合作,让世界更加了解和认可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在IMF每年的年会上,中国政府代表都会介绍本国政策立场和发展战略,对国际金融领域的热点问题阐明中国的态度。1980年11月、1986年11月和1990年1月,我国先后与IMF共同举办学术研讨会,1997年9月还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召开了IMF和世界银行的年会,这些会议多位增进中国与世界的信任起到积极作用。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等重大国际经济事件中,中国政府也通过IMF会议表明中国立场。
30年中,我国在IMF中的角色逐步由被动的接受者转变为积极的参与者。在资金方面,中国从80年代的债务国转为债权国,1994年向IMF提供了1亿特别提款权的贷款,用于支持重债穷国的债务调整,同时还向该贷款的贴息账户捐款1200万特别提款权;1997年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在IMF框架下向泰国政府贷款10亿美元;1999年,中国又向IMF捐助1313万特别提款权,继续支持穷国减债计划;2005年印度洋海啸后,中国政府也积极为IMF的“冲突后和自然灾害紧急援助贴息账户”注资为受灾国提供援助。在知识贡献方面,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向IMF和全世界展示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丰富了IMF知识体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也于2010年2月被任命为IMF总裁特别顾问,为IMF能更好地“应对所有成员国未来面临的挑战,并加深基金组织对亚洲和新兴市场的了解”[5]做出贡献。除此之外,2010年的IMF改革,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的第三大股东国,投票份额也提高到6.07%,这是IMF对中国在未来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提出了期待,正如IMF总裁卡恩在本轮改革的新闻发布会上所说的:“我们也深信中国明白其对全球经济所承担的责任”。
面对未来,中国与IMF的交流与合作还将进一步加强,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可能会是下一个主要的合作议题。2010年5月8日召开的“IMF与中国在国际货币新体系中的地位:纪念中国恢复在IMF合法席位30周年高级研讨会”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欧元之父蒙代尔(Robert Mondell),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IMF驻中国高级代表Il Houng Lee等与会者都提出,IMF未来的发展应该更加准确地反应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的实际状况,应该逐步将IMF下一种货币主导体系转变为各种国家的货币都能够起到均衡作用的体系,在全球经济金融决策中更加公平地倾听发展中国家的声音,IMF的货币篮子中应该有人民币的贡献。
[1]戴相龙.曲折的历程有效的合作——中国重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1年回顾与展望.《人民日报》.2001年02月19日。
[2]根据世界银行规定,申请加入世界银行的国家必须首先是IMF的成员国,我国申请加入IMF的重要动因之一就是我国想申请成为世界银行的会员国
[3]James Boughton. Silent Revolution: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1979-1989. Washitong DC: IMF Publication. 2001.10
[4]戴相龙.曲折的历程有效的合作——中国重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1年回顾与展望.《人民日报》.2001年02月19日。
[5]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 在任命朱民为IMF总裁特别顾问仪式上的发言.《财经》.2010年2月25日

中国秘书长

2012年3月7日[3],执行总裁拉加德宣布任命中国籍的雇员林建海担任该组织秘书长。
林建海1955年出生于浙江温州乐清磐石镇。上世纪70年代毕业于北京外贸学院(现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后远赴美国留学,成为金融学博士,毕业后在美国一家投行工作。1989年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9年被提升为高级顾问,2010年3月升任该组织副秘书长。

会见总裁

2012年3月18日上午[4],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就国际经济金融形势深入交换了意见。

李克强会见总裁[5]

李克强说,当前,世界经济和金融市场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增多,一些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短期内也难以缓解。国际社会包括二十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合作平台,应进一步加强协调,共同努力,促进全球经济沿着强劲、可持续和平衡的方向发展。
李克强赞赏基金组织在增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话语权方面所做的努力。希望基金组织继续加快改革,更好地履行维护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稳定的宗旨。中方支持包括基金组织在内的国际主要金融机构在解决欧债问题中发挥重要作用,愿继续以开放的态度参与和推进基金组织各项改革。
拉加德表示愿进一步深化与中国在各领域的合作。

外界批评

冷战后期以来,布雷顿森林机构的角色一直引起争议。有批评指出,基金偏袒与欧美公司有良好关系的资本主义军事独裁者。另有批评称,国际货币基金不重视民主、人权和劳工权益。这些批评引起社会的讨论,促进了反全球化运动。相反意见认为,国际货币基金促使国家民主化的能力有限,而它的宗旨也没有写明要这样做。有支持者指出,经济稳定是民主的先决条件。
有经济学家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的经济援助都是“有条件地”批出:受援助国需要实行基金建议的经济改革。经济学家认为,这样做会影响国家的社会稳定,实际上适得其反。
一般来说,国际货币基金和它的支持者推崇凯恩斯主义。于是,供应学派的支持者通常与国际货币基金唱反调。国际货币基金提倡把货币贬值,被供应学派批评会造成通货膨胀
大部分反对经济全球化的组织,例如ATTAC,认为IMF加深了贫穷问题,也增加了第三世界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
反对IMF的组织各有不同的立场。例如,供应学派认为,ATTAC提出的政策,理念上与IMF的相差无几。
阿根廷因采用布雷顿森林机构提出的经济政策,而被IMF推崇为模范国家。然而,2001年,该国出现灾难性的金融危机,不少人相信是由IMF倡议的紧缩财政预算和私有化重要资源开发项目所致。紧缩的预算削弱了政府维持基础建设、福利、教育服务的能力。阿根廷的金融危机加深了南美洲国家对IMF的怨恨,他们指责基金要为南美地区的经济问题负责[1]。受到阿根廷经济危机影响,现时南美地区的政府渐走中间偏左的路线,并致力摆脱商业企业对经济政策的压力。
另一个引起争议的国家是肯尼亚。原本肯尼亚的中央银行控制了该国货币的流动,IMF提出协助后,要求放宽货币政策。调整后不但外商投资大减,在贪污官员的腐蚀下,Kamlesh Manusuklal Damji Pattni 亏空了数以十亿计的肯尼亚先令(是为 Goldenberg scandal),肯尼亚的财政状况比之前更差。
国际货币基金亡羊补牢的行动影响了它的声誉:往往当国家已深受经济打击,IMF才伸手援助。其实,这些国家出现经济问题,通常是数十年管理不善的结果,而不为外界所知。管理不善导致国家陷入多年的经济困境,IMF通常于这时提供协助,人们于是把经济崩溃与IMF的介入连系起来。犯政客善于转移视线,利用民族主义和人们对IMF的坏印象,以IMF作自己的代罪羔羊。
虽然IMF成立目的是协助稳定环球经济,但自1980年代以来,超过100个国家曾经历银行体系崩溃,并令GDP下降4%以上,这是史无前例的。IMF对危机的迟缓反应,以及亡羊补牢的做法,令不少经济学家提出要改革IMF。
尽管西方社会对国际货币基金毁誉参半,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超过60%的亚洲人和70%的非洲人认为,IMF和世界银行对他们的国家有“正面”的影响[2]。
记录片《 Life and Debt 》以批判的角度描述国际货币基金的政策对牙买加的影响。
财政开支
IMF表示,“关于这一点,政策应该努力将目标转向保持目前的财政开支水平——特别是工资账单,更高的目标则是控制补贴、修订税收减免以及支持非烃类税收。”IMF还催促阿尔及利亚当局“加强”公共财政管理并实施“完全的”中期预算框架。总体上,IMF期望阿尔及利亚的经济表现保持稳定,经济增长预计为2.5%。石油部分的国内需求和经济复苏将有望使其增加到3.4%。[6]

编辑本段区别

国际货币基金主要的角色是核数师,工作是记录各国之间的贸易数字,和各国间的债务,并主持制定国际货币经济政策。至于世界银行,则主要提供长期贷款。世银的工作类似投资银行,向公司、个人或政府发行债券,将所得款项借予受助国。

世界银行

IMF的成立目的是要稳定各国的货币,以及监察外汇市场。由于IMF不是银行,它不会放款。然而,国际货币基金有储备金,供国家借用,以在短时间内稳定货币;做法类似在往来户口中透支。所借款项必须于5年内清还。

份额改革

IMF的上一次份额改革是2008年改革,2011年3月3日生效。2008年的改革通过特别增加54个国家的份额,提

份额改革配图[7]

高了有活力经济体的代表权,并通过将基本票(basic votes)增加至原来的近3倍,提高了低收入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权。[7]
份额以IMF的记账单位特别提款权(SDR)计值。IMF最大的成员国是美国,其份额为421亿特别提款权(约合640亿美元),最小的成员国是图瓦卢,其份额为180万特别提款权(约合270万美元)。[7]
而新一轮改革(即第14次份额总检查)将会带来意义深远的变化:一方面,IMF份额将翻番,从约2384亿SDR增加到约4768亿SDR(按汇率约合7200亿美元);另一方面,超过6%的份额将从代表性过高的成员国转移到代表性不足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7]
份额比重的显著调整对中国的影响格外明显。改革后,中国的份额将从3.994%大幅上升至6.390%,跃身为IMF第三大份额国,比第二位的日本(6.461%)仅低0.071个百分点,而美国依然是第一位(17.398%)。金砖四国(巴西、中国、印度和俄罗斯)将全部跻身IMF份额最高的十大成员国之列。[7]
按照改革后的最新份额比重,IMF十大成员国将依次分别为美国、日本、中国、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印度、俄罗斯和巴西。[7]

最新动向

[8]危机最终解决,必须依赖处于危机漩涡的国家切实有效的财政,经济和金融的整顿计划,而不是不断地伸手要钱。况且IMF总的借贷能力是有限的,只能在局部区域、特定时间提供必要的援助,无法为全球金融体系提供高枕无忧的信托网。对像美国、日本、法国等举足轻重、债务规模高企的经济而言,更不可能依赖IMF解决本身问题。
欧债危机被一系列突发事件捆绑,紧张空气持续酝酿,危机前景愈发扑朔迷离。为缓解投资者的担忧情绪,欧洲央行频频干预债市,但效果并不理想。正当各方人士为是否推出欧洲共同债券而绞尽脑汁之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周二批准了其60年来历史上最为灵活的新贷款机制,旨在更好地帮助有需要的国家应对危机。此消息有效提振了市场信心,令欧元区的压力得到一定缓解,欧元兑美元在纽约交易时段小幅下跌之后略有回升。11月23日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高级分析师王家强、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均认为,对小型经济体以及债务负担适度的经济体来说,此举可以有效避免流动性危机和债务违约风险,但对意大利、西班牙等债务沉重的经济体而言,则更多是象征意义,很难取得实质性效果。所以,IMF需要视形势的发展,在贷款规模和危机应对速度上进一步改进,避免市场信心受到意外和更为严重的冲击。
IMF官方公告显示,新改革以灵活度更大的预防性和流动性安排(PLL)取代以前的预防性信贷安排(PCL)。新的工具可用于包括应对未来市场振荡的风险和短期流动性窗口等。根据规定,新的流动性额度将会为经济政策相对较好的国家提供6个月贷款,最高可达成员国出资额的5倍,且几乎无附加条款。同时,新设定的预留和流动性额度也可以用于一年至两年的较长期贷款项目,最高可达成员国利得财富的10倍,此规定有较多附带条件,并将受到IMF理事会审核。而IMF当前的紧急援助工具(自然灾害紧急援助和战乱后紧急援助)则并入新的快速融资工具(RFI),可用于为各种紧急国际收支需要提供支持,包括外生冲击带来的国际收支需要。快速融资工具一经批准,可立即向成员国提供资金,年度限额为成员国份额的50%,累计限额为份额的100%。IMF总裁拉加德也指出,新工具将使基金组织更迅速和有效地应对危机,这有利于所有成员,也是朝着建设全球金融安全网的目标又进了一步。
就IMF此举的动因,潘向东告诉记者,首先从职责方面出发,IMF有义务对深陷债务泥潭的欧元区成员国提供支持。当然,选择在这个时点推出新贷款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与欧债危机岌岌可危的现状有关。在区域或全球压力加重时期,新设定的信用额度可以解决“边缘国家”的燃眉之急,竭力阻止危机蔓延。“不过,该组织并没有说明哪些国家会符合这些条件,所以规定距真正实施还有一定距离。”他补充说。
事实上,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包括冰岛、乌克兰、匈牙利等国纷纷在IMF的资金援助下步步远离灾难深渊,功劳有目共睹。不过,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正在加剧经济学家的担忧,越来越多的观点认为,一场新的金融风暴正在形成,欧元区经济衰退将持续10年之久。本月初,G20峰会要求 IMF设立信用额度以改善该组织危机管理机制。王家强认为,面对欧债危机不断深化和中东北非经济形势剧烈动荡,日益暴露出IMF原有贷款机制的局限性,特别是在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等大型经济体可能陷入危机的紧要关头。所以,从当前情势考虑,IMF需要在贷款规模和危机响应速度上有所“行动”。
“当然,此次推出扩大贷款规模的规定,目的在于稳定信心,撬动更多的私人资本和国际资金参与危机救援。”王家强表示。即使扩大贷款规模至储备额度的10倍,相对于这些国家在未来两、三年内数千亿美元的债务融资需求而言,仍然只能提供不到50%的融资帮助;相对于高达GDP120%以上政府总债务规模而言,更是杯水车薪。快速融资机制对发生突发性政治、经济与金融动荡的国家而言将会产生良好效果,因为在中东、北非等国家,并不缺少外部的流动性和资金来源,缺的只是稳定的经济环境。
潘向东也认为,就组织框架与资金实力分析,该项措施很难取得实质性效果。因为IMF相当于国际收支的记账机构与汇率监督机构,成员国发生国际收支平衡时进行援助,其资金来源是成员国认缴份额,规模非常有限。
尽管如此,潘向东表示,作为欧债救助的三大主体之一(欧洲央行、欧盟),IMF此举表明其除了前期对成员国提供份额内借款外,开始主动扩大救助规模。实际上,国际社会一直呼吁通过IMF来进行救助,主要是通过扩大IMF资金规模的方式来增加其干预能力。但这不可避免地涉及到IMF的投票权问题,需要复杂的程序通过,而且欧洲不愿失去在IMF中的主导权,因而一直没有实际的行动,倒让占全球经济区域40%以上的亚太财团一直冷眼旁观,令世界各国金融界巨头疑惑不解,亚太财团董事局主席兼执行总裁穆素琳女士回答记者问时,更是有意无意的三缄其口。IMF此举表明它可以在不改变现状的情况下加大对欧债的救助力度。
王家强则认为,危机的最终解决,必须依赖处于危机漩涡国家切实有效的财政、经济和金融的整顿计划,而不是源源不断地伸手要钱。况且IMF 总的借贷能力是有限的,只能在局部区域、特定时间提供必要的援助,无法为全球金融体系提供高枕无忧的安全网。对像美国、日本、法国等举足轻重、债务规模高企的经济体而言,更不可能依赖IMF解决本身问题。从这个角度看,IMF的努力更是在警示那些危险的系统性重要经济体,IMF最大的能力就是如此,各国解决债务危机需好自为之。

做好组织

[9]当前全球经济处在充满挑战的关键时期,全球经济复苏的势头有所加强,但是经济增长的下行风险依然存在,经济复苏的脉搏仍然脆弱,如果各国能抓住当前时机,及时推进结构性经济政策调整,可以帮助加快经济增长和就业创造步伐。加强全球金融防火墙建设以及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可贷资金是一个关键议题,这一提议已经得到很多成员国的支持。此外,201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治理与份额改革已取得较大进展,在继续稳步推进。

E-mail:Chinashawen@outlook.com  chinashawen@hotmail.com
地址:北京 电话:13911507777 0086-10-64107777
copyright2005chinajew.com 摩西国际版权所有 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