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在中国

开封犹太人与雅可布

      在古代，开封是居住在中国的犹太人的中心。宋代帝王曾友善地对犹太人说：“归我中夏，遵守祖风，留遗汴梁(开封)。”明白地告诉他们，可以保持自己的宗教和习俗，住在中国帝王身边也可以。帝王的话使处境已开始变得艰难的犹太人大受感动。他们在中国娶妻生子，参加中国的各类科考，担任各级文武官吏。宋代犹太人在开封有1000多人，到明代已发展到5000多人。欣然加入中华民族行列，这在世界史和以色列史上是个奇迹。在其他国家里，犹太人是不愿意改变自己信仰的，即使被迫改宗，心中仍笃信着本族信仰。
      明朝时，著名的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发现中国开封有犹太人，他猜想这些犹太人保存着犹太律法“摩西五经”。他的发现引起了轰动，人们纷纷前来考察。结果发现：开封犹太人信奉的是“一赐乐业教”，与“以色列”(Israel)一词同音，跟中国的回族完全是两回事；他们宰杀牛羊时要挑去脚筋（因此中国人又称他们的教为“挑筋教”)，其习俗与欧洲犹太人完全相同；他们主要居住于中国的开封，在泉州、杭州、广州等地也有一些。这些传教士还发现：中国历代君主和民众对犹太人不薄，犹太人在中国融合和同化的速度很快。
      我们尊马可·波罗为“促进中外交流的大师”。其实，比他来得更早并对华友好的是位犹太人，他的名字叫雅可布，是马可·波罗的同乡，自称为“安纳科的所罗门之子、意大利佛罗伦萨市的犹太法学博士之侄”。他是1270年从意大利半岛来华经商的。他深深叹服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用了280页羊皮纸写了厚厚一本书，歌颂他居住了6个月的城市，起名叫作《光辉的城市》。遗憾的是，这本书未能出版，原因是他在书中激烈地抨击了天主教会的专横与无耻，指斥教士们竭力在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制造不和。否则的话，响当当的“马可·波罗”名字就换成雅可布了。

上海犹太人

      当上海成为外国人的“冒险家乐园”后，中国的犹太人中心也因此由开封移到上海。上海第一批暴富者是犹太人，以沙逊、哈同和嘉道理等人为代表。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一，利用西方列强的特权地位大胆交易，充分发挥犹太人精于预测、善于经商的才能，在很短时期内聚敛起巨额财富，成为上海滩头显赫一时的名人；二，广交朋友，广开财路，多元化发展。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时，有不少犹太人参加了这场革命，德国犹太人亚伯拉罕·科亨将军还一度当上了孙中山的卫队长。

      孙中山在1920年4月24日致信《以色列传讯报》主编、上海犹太人著名活动家N·埃兹拉先生，表达他本人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同情和支持，称这个运动是“当代最伟大的运动之一”。
      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上海犹太人受到中国的特殊礼遇。当时，各国都限制或禁止犹太移民前来避难，惟有中国的上海对他们敞开大门。正因为如此，二战前夕流入上海避难的犹太人超过了3万人，那里虽然生活水平不高却使他们逃脱了希特勒的屠刀。在抗战期间，这些犹太人参加了上海各种公益活动和文娱活动，把死气沉沉的上海变成了生气勃勃的“中国维也纳”。

      同时，他们在经商方面也取得巨大成就，为上海的经济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情况大变，原为“避难地”的上海变得不安宁了。1943年日本人在虹口区设立犹太隔离区后，许多在上海的犹太人开始离开上海。但中国人对留下的犹太人仍很友好，甚至在二战末期美国空军误炸虹口区时，不少上海人不顾自已的安危冲进火海抢救犹太人。

苏俄干部与抗战犹太人

      由于沙俄和东欧的犹太人长期受压，许多人投身于革命，成为革命的中坚力量。比如，苏俄领袖托洛斯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卡冈诺维奇等人便是犹太人，“契卡”领袖捷尔任斯基也是来自波兰的犹太人。因此，当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决意援助中国时，在派遣来华工作的干部中便有许多犹太人。
      越飞，苏俄犹太人，曾任苏俄外交人民副委员(即副外长)，是苏俄政府派往中国的最高级代表。他与孙中山数次会谈，促使孙中山下定决心采取“联俄联共”政策，为国民党执掌政权打开局面，开创了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大局。
      马林，荷兰犹太人，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第一位正式代表。他参加并指导了中共“一大”，观察了中共与国民党第一次合作的过程，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重要的贡献。
鲍罗廷，苏联犹太人，苏联政府派驻广州革命政府代表，也是孙中山的政治顾问。他协助孙中山对国民党进行了改组，帮助建立了黄埔军校。他在中国呆的时间较长，对中国革命作出了独特贡献。
在中国抗战时期，有许多犹太人表现英勇，任劳任怨，有的甚至以身殉职。
      汉斯·希伯，德国犹太人，德共党员，著名记者和政论家。他写了大量关于八路军、新四军的报道，向世界宣传革命军队。他与中共领袖毛泽东等人相交甚密，人称他是“外国八路”。不幸的是，他在1942年一次与日军的遭遇战中壮烈牺牲。
       罗生特，全名雅各布·罗斯菲尔德，中国人习称他为罗生特。他出生于奥地利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941年，他携带全套医疗器械加入新四军。他医术精湛，不计劳苦，态度和蔼，深受人们爱戴，老百姓昵称他为“大鼻子”，战士们夸他是“新四军的白求恩”，他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的特别党员。他于1943年调到八路军115师工作，抗战胜利后继续留在革命部队中工作。不幸的是，多年的劳累使他患上了心脏病，1952年他在探亲途中病逝于以色列的特拉维夫。

建国后的犹太人

      新中国建立后，一些犹太人继续留在中国生活或工作，他们之中有些人加入了中国国籍，甚至加入中国共产党。
      沙博理，原为美国犹太人，当过律师，二战时被美军选送学习中文，遂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十分敬仰。他于1947年从美国来到中国，与中国左翼作家凤子结婚，1963年他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加入了中国国籍。沙博理长期在外文出版社工作，将中国名著《水浒传》和《创业史》《家》等书译为英文，推向世界。同时他还兼任许多社会职务，甚至从事电影演出，是个很活跃、影响很大的政治家和社会学家。他也十分关心对开封犹太人的研究，他的《旧中国的犹太人：中国学者的研究》一书于1984年在美国纽约出版，他因此携夫人凤子访问了以色列并出席了该书的发行仪式。
     

 爱泼斯坦，原为美国犹太人，父母是波兰犹太移民。同沙博理一样，他也是在中国的知名度很高的犹太人。他幼时来华后，在香港加入了由宋庆龄领导的“中国保卫同盟”。他与中国高级领导人毛泽东、宋庆龄、周恩来、朱德等人相交甚密。新中国建立后，他与妻子邱茉莉1951年由美国绕道欧洲来到北京，创办了英文版的《中国建设》并长期担任主编。他于1957年加入中国国籍，1964年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担任全国政协常委。他还参加了《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等重要著作的英文稿审定，为中国对外宣传作出了特殊贡献。